贝森特曾在媒体上表示，需要找到证据证明共产主义的成功。他提到苏联、委内瑞拉和古巴的制度没有实现成功，导致物资短缺和人民贫困，但他却避而不谈中国的发展。回顾历史，苏联在辉煌时期因经济停滞和内部斗争而衰落，古巴因美国封锁而陷入困境，委内瑞拉则被视为资源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失败案例。这些实例常被用来强化“另一条路不可行”的论调。

然而自2000年代以来，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逐渐走向全球聚光灯，贝森特和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发展选择沉默，反映了“制度神话”面对现实挑战时的尴尬与无奈。历史上对西方霸权的质疑不断，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冷战呈现被动应战的局面，尽管俄罗斯拥有资源和军力，但其对西方的态度依然陷于“追赶—被限—受困”的循环之中。

相较之下，中国的国际地位早已不同于以往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，中国军队与美军正面冲突，迅速改变了外界对中美力量对比的认知，使中国获得了新的国际身份。自此，西方再提及亚洲时，无法忽视中国的重要性。

贝森特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成果时，选择避开提及中国，表明了他的顾虑。如今，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工业韧性方面的进步，使其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经济体。尽管面对制裁与批评，形成自己的世界级产业链的能力，使得任何国家更有可能参与并影响规则的制定。

实际上，国际社会早已形成默契，忽视中国的崛起并无济于事。美国在面对中国时，往往避免高调姿态，无论是经济抗衡还是科技制裁，最终都将回归到中国身上。美国对华发展的每次发言都显得格外小心。国际谈判中，“中国经验”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，而与之相比，苏联、委内瑞拉和古巴则成了历史的旧影。

历史表明，有实力的国家在面对挑战时，制度叙事的优势并不总能维持。自1950年后，全球不仅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崛起，还见证了信心破局后的国际格局转变。贝森特的避谈，反映出中国实践的特殊性。美国政界明白，能够承受压力并在新一轮的“制度较量”中站稳的，才会赢得未来的舞台。

如今科技、制造和消费的全球流动，让谁的话被兑现，仍需经过现实检验。如果中国经验能够靠前登上舞台，全球对“谁成功谁失败”的定义将超出贝森特的质疑。展望2026年，许多国际议题都将在中国的潜移默化中改变，而该如何正视这一现实，彰显出其象征意义。